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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純艷:舶商與私販:《南海Ⅰ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二》的貿易史解讀
發布時間:2020-03-14 15:09:00   來源:《絲綢之路考古》第3輯    作者:黃純艷   點擊:

舶商與私販:《南海Ⅰ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二》的貿易史解讀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 黃純艷)

  “南海Ⅰ號”是發現于我國廣東省臺山海域的南宋沉船,作為迄今發現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海船,其發掘工作一直受到各方矚目。“南海Ⅰ號”考古必將極大地推動宋代造船史、航海史、貿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僅從貿易史的角度對新近出版的《南海Ⅰ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二——2014~2015年發掘》做一解讀。

一、“南海Ⅰ號”船型特點與船貨構成

  “南海Ⅰ號”是1987年8月中國交通部廣州救撈局與英國海洋探測打撈公司合作在廣東南海川山群島附近搜尋一艘外國沉船時,意外發現的一艘中國古代沉船。1989年11月,中日聯合對該沉船進行了首次水下調查,2001年4月,在香港中國水下考古研究與探索學會的贊助下,重啟“南海Ⅰ號”調查工作,進行了數次水下調查發掘。2007年正式啟動沉船打撈工作實行整體打撈。這是世界上首次采取此辦法。“南海Ⅰ號”被整體移入修建在廣東陽江海陵島的水晶宮內。2009年和2011年進行了兩次試發掘,最終確定了發掘方案。于2014年1月10日正式開始發掘工作。2018年5月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由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等機構組織編寫的《南海Ⅰ號沉船考古報告之二——2014~2015年發掘》(以下簡稱《報告之二》,本文引自《報告之二》的結論和信息不一一注出),實際反映了到2016年3月止的發掘工作。據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技術總監、“南海Ⅰ號”考古隊領隊孫鍵先生2018年10月的介紹,目前船貨發掘大約可以說一半,船體部分不到三分之一,爭取到2019年年底全部揭露出來。預計發掘工作到2020年上半年完成,然后轉入博物館保護處理!秷蟾嬷贩从沉穗m然只是階段性的發掘工作,但已是對1987年沉船發現以來考古成果最完整的反映,從其船貨構成及裝載特點已經可以揭示豐富的貿易史信息。

  目前發掘的七萬件文物主要有以下幾類:金屬品,包括鐵、銀、金、銅等,以鐵制品數量最多;瓷器,包括景德鎮窯、龍泉窯、德化窯、磁灶窯等江西、浙東、福建和廣東窯口的瓷器;船上人員生活品,包括動物遺存、植物遺存、飾品等;船材,包括木質、石質等文物;人骨,青年男性指骨、牙齒等。本文主要從船體和船貨文物的分析討論“南海Ⅰ號”反映的歷史信息。

  據《報告之二》載,“南海Ι號”最大寬度為9.7-10米,殘長22.1米,十五個艙,可見三層舷板。該船船頭方小,船尾闊大,甲板平敞,船底尖狹。

  宋代兩浙瀕海一帶的鱽魚船(俗稱釣櫓船)船型就是“頭方小,俗謂盜浪斗,尾闊可分水,面敝可客人兵,底狹尖如刀刃狀,可破浪”1。宣和年間徐兢參加的宋朝出使高麗使團雇傭福建“客舟”,即商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2。1974年泉州灣發掘的宋代海船就是“尖底造型,船身扁闊”的尖底船3?梢娺@是宋代用于深海航行的海船的基本形制。鱽魚船是一種中型海船,“可容五十人者,面闊一丈二尺身,長五丈”,是兩浙沿海主要海船,建炎元年宋朝打造鱽魚船六百只,裝備水戰4。但是“鱽魚船乃是明州上下淺海去處,風濤低小,可以乘使。如福建、廣南海道深闊,非明海洋之比”,因其形制太小,不適合在福建、廣南海域航行5。

  宋代以梁寬(又稱面闊)表示船舶大小,計算船只大小“并以船中堵為則”6,即按船舶最寬處尺度為標準。“南海Ⅰ號”若按最寬處10米計,合宋代梁寬3.1丈(按宋淮尺計,每尺為31厘米)。在宋代海船中屬于極大型船。南宋征調福建民船到明州和浙西防海,起征面闊為一丈二尺,可作中型海船標準,將征調大型船統稱“二丈一尺以上(船)”。雇募福建和廣東民間海船分三等:“上等船面闊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面闊二丈以上,下等面闊一丈八尺以上”7。徐兢使團雇傭福建“客舟”,“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8,因為要炫耀于異域,所選已是大型“上等”海船。除宋神宗和宋徽宗朝兩次各打造了兩艘作為出使高麗使節座船的“神舟”外,和《夢粱錄》描述性而不一定反映實際的“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的記載9,文獻所見實際使用的海船最大的是南宋福建左翼水軍“面闊三丈、底闊三尺,約載二千料”的戰船10。梁寬3.1丈的“南海Ⅰ號”在宋代當屬極大型海船。且其尖底造型、多根桅桿、三重木板、隔艙數多、容載量大等特點都近似泉州灣發掘的宋代海船11,應也是一艘福建海船。且梁寬3丈左右的海船在當時南海貿易船中應不少。泉州灣南宋海船殘寬9.15米。華光礁一號南宋海船殘寬也是9米12。梁寬都在3丈左右。

  《報告之二》反映的該船所載金屬制品包括金、銀、銅、鐵、錫、鉛、鋅等,以及水銀。有銅錢17000文;金制品包括金質貨幣金葉子(8枚)和碎金(24件),以及金飾品。金葉子有銘文,載金銀鋪主或金銀匠名。銀鋌、碎銀(大多結成銀塊)共229塊,290千克。銀鋌主要有四種規格,有鋪名、重量、地址等銘文。有銅器皿、衡器、配飾、銅鏡等銅器3812.12克!秷蟾嬷匪从车某鐾凌F器在數量和重量上都不亞于瓷器。鐵器基本上以凝結物的形式存在,總重量約90噸(《報告之二》出版后最新的統計已達120噸)。主要是鐵鍋、鐵釘和鐵條(坯件)。金屬制品都主要發現于甲板以上。如鐵器一般裝載在瓷器上方,主要出現在第2層,廣泛分布于各艙,第2、3、4、5、7艙主要是坯件,第5艙有少量鐵鍋,第6艙左側為鐵鍋,右側為坯件,第12艙有鐵鍋和坯件。最為密集的是第6、7艙,即主桅桿附近,出于船只穩定性。銀器主要出土于第3、4層海泥中。

  瓷器是最大宗的船貨,特別是《報告之二》尚不能反映的甲板以下發掘,主要是瓷器。甲板及隔艙板之間搭接的墊板主要裝載的是鐵器,艙內是碼放整齊的瓷器。如第二艙甲板以上碼放鐵釘和鐵鍋,艙內碼放瓷器。第三艙中部甲板以上碼放鐵釘和鐵鍋,艙內上層有鐵釘,下方碼放瓷器。此外,還有動物和植物遺存。動物遺存中羊最多(86件,綿羊較多),其次是家雞(46件)和家鵝(40件),豬相對較少(9件),還有牛、淡水龜、蛙等,以及航行中捕撈動物有魚類、鳥類、軟體動物、節肢動物等。沉船出土植物種類以核果類和堅果類為多,核果種類以適于腌制的果品為主。說明南海一號沉船出土的植物種類都是為了遠洋航海特意選備的。發現的遺物中還有人的指骨、肋骨片、下頜骨、臼齒。

  “南海Ⅰ號”的價值首先在于其完整性。“南海Ⅰ號”雖然應發生過猛烈撞擊或其他外力因素,船貨有翻滾拋撒現象,但沉底基本是正坐下沉,向右舷稍有傾斜,沉船海域為泥質海底,很快被覆蓋,所以船體和船貨得到了較為完整的保存。在古代沉船考古發掘中是未曾有過的發現。其次是其豐富性。到2018年10月發掘的船貨總計已達七萬件,包括船貨商品、船材和船上用具、船上人員生活用品等等,能夠集中反映宋代海上貿易狀況。迄今發現的宋代海船浙江寧波和義路甕城南宋沉船、福建泉州灣南宋海船、福建連江定海灣白礁一號、西沙群島華光礁一號等船體完整性、船貨遺存數量都遠不及“南海Ⅰ號”。宋代文獻記載的海船、航海和海上貿易雖然綜合信息較為豐富,但如“南海Ⅰ號”完整的船舶結構,以及在一個船體上較為完整地反映船貨,特別是船上生活的信息是歷史文獻所缺乏的?梢詮募夹g史、貿易史、考古學等多個角度進行綜合研究。

二、“南海Ⅰ號”發舶方式問題

  南海Ⅰ號”裝載的大量金屬品,銅錢、金銀和鐵等在南宋都是禁止帶出國境的物品。銅錢之禁是宋朝最嚴厲的透漏禁令,自宋太祖朝到南宋末,銅錢挾帶出國境的禁令不斷重申。宋仁宗朝就規定“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商客蕃客往南蕃者聽逐人個帶路費錢五百文”,過此數者罰,令“市舶司并緣海州軍常切點檢”13。南宋也保持了個人不能超過五百文的規定。宋孝宗朝令“蕃商海舶等舶往來興販,夾帶銅錢五百文隨行,離岸五里,便依出界條法”14!秷蟾嬷贩从车“南海Ⅰ號”上發現銅錢17000文即17貫,可夠17人殺頭之罪。“南海Ⅰ號”這樣的大型海船上可能有多少人呢?船上一定會有搭乘的商人,或如《夢粱錄》所說中等海船亦可載二三百人,或如《萍洲可談》所稱小商隨船出海,“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15。搭乘人員各船可能不一,人數難以確定。但是船舶操作人員卻有一定之規。宋代船舶梢工、水手等船員配置隨船只大小而增減,即“其合用梢、手各視船丈尺闊狹而增損之”。福建征調民間海船,梁寬一丈二尺至一丈三尺船需梢工、招頭、碇手各一人、水手13人,共16人。人員數量依次隨梁寬增加,到一丈九尺船需梢工二人,招頭一人,碇手三人,水手23人,共29人,二丈一尺以上船需梢工、招頭各二人,碇手三人,水手33人,共40人16。徐兢所乘出使高麗的梁寬二丈五尺“客舟”,共有篙師、水手共60人17。一丈九尺以上船均配梢工兩人。崇寧四年泉州商人李充船往日本,配有梢工1人,應是一丈九尺以下船。該船共69人,應是包括了船員和搭乘人員的全部船上人員18。按以上配置,“南海Ⅰ號”應有船員60人以上,其中梢工2人。搭乘人員則不能確定。因而人均挾帶銅錢來看,17貫銅錢不能構成走私。

  但是所裝載的金銀和鐵器確鑿無疑構成了走私。南宋孝宗下令“禁蕃舶販易金銀”19。宋人認為與海外諸國貿易用瓷器茶酒之類,是“以吾無用之物易彼有用之貨,猶未見其害”,但金銀、銅錢、銅器之類皆為禁物20。鐵是當時主要的軍器原料,從北宋到南宋都禁止出境。北宋已規定,海路商販者“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21,“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徙二年”22。

  宋孝宗針對“多有東南海船興販銅、鐵、水牛皮、鰾膠等物,虜人所造海船器甲,仰給于此”,“于沿海沿淮州軍嚴行禁絕,如捕獲客人有興販上項等事,與重寘典憲”23。

  290千克的白銀和120噸的鐵貨都是外銷的商品,肯定屬于違禁品。而且這樣大量的違禁品都裝載在船舶表層,幾乎鋪滿整個甲板,難以從市舶港口正常出港。宋朝市舶港有嚴格的“檢空”制度。商船出港之前,“差官檢空,然后通放”。南宋還要求地方系統的機構派員參與檢空,防止市舶官與商人串通:“廣東、福建路轉運司遇舶船起發,差本司屬官一員臨時點檢,仍差不干礙官一員覺察”。“先報轉運司差不干礙官一員躬親點檢”,再“差通判一員覆視”。所謂“不干礙官”即“不干預市舶職事者,差獨員或差委清強官”24,即與市舶事務無干系官員。宋朝商人從港口發舶時載私貨有兩種可能,一是賄賂市舶及港口地方官,“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從實檢放”,“檢空官一過其上,一望而退,豈嘗知其內之所藏為數浩瀚”25。二是市舶或港口地方官為增加稅收而放縱商人裝載禁物的行為。“舶司拘于歲課,每冬津遣富商請驗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點發。夫既驅之而行,雖有禁物,人不敢告,官不暇問”26。但如“南海Ⅰ號”表層裝載如此規模巨大的鐵、銀、銅錢等禁物,覆蓋了整個甲板,不似收買檢空官的船只“蓋船底莫非錢”。躲過市舶官、轉運司、通判三層檢查,幾不可能。何況官員檢查失責要“迫官勒停,永不敘理”,而于“任內無透漏當與升擢差遣”。該船的上述禁物應為海上裝載私貨。

  “南海Ⅰ號”應該是用甲板表面即艙內瓷器等合法商品接受市舶港的檢空,然后到外海裝載私貨。在宋代這是常有的現象,即先“積得現錢,或寄之海中之人家,或埋之海山險處,或預以小舟搬載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候檢空訖,然后到前洋各處逐旋搬入船內,安然而去”27。宋朝漫長的海岸線,“北自慶元,中至福建,南至廣州,沿海一帶數千里,一歲不知其幾舟也”,走私是無法禁絕的。而且這在宋代,特別是貿易十分繁榮的南宋是普遍情況。如《諸蕃志》記載:阇婆國“番商興販,用夾雜金銀及金銀器皿、五色纈絹、皂綾、漆器、鐵鼎、青白瓷器等交易”;三佛齊“番商興販,用金、銀、瓷器、錦綾、纈絹、糖、鐵、酒、米、干良姜、大黃、樟腦等物博易”;商人到佛羅安國、麻逸國等國也用金、銀、鐵等物28。華光礁一號南宋沉船出土瓷器外,也有鐵器、銅鏡、銅錢等違禁品。這些商品應是利潤最高的商品,如銅錢“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每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似此之類,奸民安得而不樂與之為市”29。

  南宋積極鼓勵民間商人出海貿易,亦積極招徠海外商人,但對朝貢卻持極為消極的態度。截止目前“南海Ⅰ號”發現可推算年代的最晚一枚銅錢是淳熙元寶。淳熙元年以后到南宋朝貢的南海諸國中除陸路朝貢的交趾外,僅占城、三佛齊、真里富三國。占城入貢有淳熙元年、三年、嘉泰元年三次。淳熙元年“淳熙元寶”尚不可能到達商人之手,即使淳熙三年有此可能,一則該年宋朝令占城“所貢物以十分為率許留一分,其余依條例抽買,給還價錢”,回賜是各類絲綢960疋、銀1000兩。且占城朝貢規定于泉州交割30。南宋對占城的朝貢總體上極為冷淡,嘉泰元年以后兩國基本上斷絕了朝貢關系。淳熙以后三佛齊朝貢僅淳熙五年一次,且“詔免到闕”31。真里富國的朝貢是到慶元府,規模都甚小,如開禧元年貢象一只、象牙二枝、犀角十株。且該年宋朝令其“今后免行入貢”32。按照宋朝對外發展政治關系的消極態度,對以上有朝貢關系的三國發生“南海Ⅰ號”這樣大規模的朝貢往來幾無可能。

三、“南海Ⅰ號”發舶港蠡測

  如上所述,“南海Ⅰ號”應是福建海船,其沉沒地在廣東臺山海域,目前尚未發現可以確知該船出海港的文字證據。只能從宋代貿易相關信息進行推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福建海船,甚至福建商人,不一定從福建發舶。如宋神宗朝,日本僧人成尋到明州登岸,搭乘的海船一船頭曾聚、二船頭吳鑄、三船頭鄭慶分別來自南雄州(疑為南劍州之誤)、福州和泉州,都是福建人33。崇寧四年前往日本的泉州商人李充是從明州發舶。按照南宋的制度,前往南海諸國貿易者,從泉州和廣州均可發舶。商品更是流動的。金屬品,包括銅錢、金、銀、鐵等在國內市場可以自由流通和貿易。瓷器等可以合法出口的商品更是可以通過內陸市場和近海市場在國內流動。各地商品通過近海市場和內陸市場匯集泉州或廣州是毫無問題的。那么,“南海Ⅰ號”是從泉州發舶抑或廣州發舶的可能性更大呢?

  判斷該船發舶港最重要的依據應是航線和發舶制度。按南宋貿易制度規定,前往南海諸國的船舶只能從泉州和廣州發舶。泉州出海的航線,據《夢粱錄》載:“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邐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余丈,若經昆侖、沙漠、蛇、龍、烏、豬等洋”34。七洲洋在海南島東部,即“七洲洋在瓊島萬州之東南”,昆侖洋在“七洲洋之南”35!墩媾D風土記》載:“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昆侖洋入(真臘國)港”36。溫州航路自泉州外洋后應與泉州航路重合。即泉州—七洲洋—交趾洋—昆侖洋。溫州到真臘先行丁未針,即西南17.5度方向,過占城后行坤申針,即西南47.5度方向。泉州往阇婆國則行丙巳針,即東南17.5度方向!吨T蕃志》載:“阇婆國,又名莆家龍,于泉州為丙巳方;率以冬月發船,蓋藉北風之便,順風晝夜行,月余可到。”37是沿著丙巳針方向晝夜直航。

  從上可見,泉州至南海諸國的航線從海南島以東深海直航,并不經過廣東近海,何況“南海Ⅰ號”滿載禁物,如果從泉州發舶,要離開遠洋航線,并能順海岸遠航到上下川到海域,既無此必要,也無此可能。一是因為宋代貿易制度規定海船需明確發舶港和貿易目的地,且載之貿易公憑。如上舉李充公憑明確記載其往日本國貿易,寫明全船人員姓名、編甲、貨物清單,并附市舶條法,規定需回明州接受抽解。往南海諸國貿易也是這樣!镀贾蘅烧劇份d:“海外多盜賊,且掠非詣其國者,如請占婆公據而誤入真臘,則盡沒其舶貨,縛北人賣之云。”38海外的貿易國都清楚宋朝貿易公憑載明貿易目的國的制度。故不論從廣州還是泉州發舶都至少不會在中國近海離開航線。二是宋代有船舶放洋的監送制度。南宋規定:“凡舶船之方發也,官必點視,及遣巡捕官監送放洋”39,即“差不干礙官一員覺察,至?,俟其放洋方得回歸”。目的是使“諸舶船(販蕃及外蕃進奉人使回蕃船同)不得夾帶錢出中國界”40。通判作為“覆視官不候其船放洋而輒回者徒一年”41。所謂放洋就是進入深海航線。如《萍洲可談》所說廣州發舶的“商船去時至溽洲少需以訣,然后解去,謂之放洋”,“過溽洲則滄溟矣”42。

  由此而言,“南海Ⅰ號”最大可能的發舶港就是廣州。該船沉沒地正處于廣州往南海諸國的航線上!段浣浛傄份d:廣州航路自廣州“東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門山……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勞山(在環州國界)”。屯門山在珠江口東側。自北而來的東北季風在廣東沿海循岸而為東風。自屯門乘東風向西南方向航行,到九乳螺州(應在海南島東南部)、占城國(即環州)。自屯門西南行的具體路線《萍洲可談》有所補充:“廣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檢司……過溽洲則滄溟矣。商船去時至溽洲少需以訣,然后解去,謂之放洋”。小海即廣州市舶港:“廣州市舶亭枕水……其下謂之小海。”43

  宋人沒有記載溽洲的位置。溽洲位于今何處,學者多有爭議。林家勁引清人杜臻《粵閩巡視記略》所載“廣海衛城,本為新會縣褥(溽)洲巡檢司”,認為溽洲就是清代的廣海,亦即明代的廣海衛城!秷蟾嬷芬饩w《新寧縣志》所載“廣海衛城……宋置巡檢司于此,是為古溽州”,也認為溽洲即廣海44。則廣州往南海諸國的航向是自屯門向西南經廣海灣,上川島、下川島海域,往海南島以東海域即七洲洋,與泉州航線重合!稁X外代答》載:“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45即過交趾洋后(應是進入七洲洋)廣州航線和泉州航線出現分野,一往廣州屯門,一往泉州甲子門。“南海Ⅰ號”正沉沒于廣州往南海諸國的航線上。合理的推論應是在溽洲望舶巡檢司放洋后,在海上或海島裝載私貨,然后不久沉沒。所以從航路和發舶制度看,廣州發舶的可能性最大。

  “南海Ⅰ號”的發掘尚未完全結束,以上討論主要是就《報告之二》發布的信息,結合宋代歷史文獻所作的論證和蠡測。我們期待接下來的發掘能發現更為直接和明確的證據,為以上問題及有關該船的更多疑問提供明確的答案。

  注釋

  1《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25頁。

  2 徐兢撰、虞云國等整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海道一》,《全宋筆記》第三編第八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29頁。

  3《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10期,第5頁。

  4《宋會要輯稿》食貨五○,第7125頁。

  5《宋會要輯稿》食貨五○,第7130頁。

  6《宋會要輯稿》兵二九,第9253頁。

  7《宋會要輯稿》兵二九,第9253頁。

  8 徐兢撰、虞云國等整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海道一》,第129頁。

  9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1頁。

  10《宋會要輯稿》食貨五○,第7130頁。

  11《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10期,第5頁。

  12 孟原召《中國境內古代沉船的考古發現》,《中國文化遺產》2013年第2期,第54-65頁。

  13 張方平撰、鄭涵梭整理《張方平集》卷二六《嘉祐編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2頁。

  14《慶元條法事類》卷二九《銅錢金銀出界敕》,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4頁。

  15 朱彧著、李國強整理《萍洲可談》卷二,大象出版社,2006年,《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六冊,第149頁。

  16《淳熙三山志》卷一四《版籍類五》,中華書局,1990年,第7902頁。

  17 徐兢撰、虞云國等整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海道一》,第130頁。

  18《朝野群載》卷二《異國》,〔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1938年,第452-453頁。

  19《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第678頁。

  20《宋會要》刑法二,第8372頁。

  21 蘇軾著、孔繁禮點!短K軾文集》卷三一《乞禁商旅過外國狀》,中華書局,1986年,第889頁。

  22《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一,元祐八年二月辛亥。

  23《宋會要輯稿》刑法二,第8340、8387頁

  24《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第4215頁。

  25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8冊,第713頁。

  26《宋會要》刑法二,第8372頁。

  27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第714頁。

  28 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卷上《三佛齊國》、《阇婆國》、《麻逸國》,中華書局,1996年,第34-43、55、141-143頁。

  29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銅錢申省狀》,第713頁。

  30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一一《賜占城嗣國王鄒亞娜進奉敕書》,《宋集珍本叢刊》第52冊,線裝書局,2004年,第185頁。

  31《文獻通考》卷三三二《四裔考九》,中華書局,2011年,第9164頁。

  32《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九、一○○、一○一。

  33 成尋著、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臺五臺山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

  34《夢粱錄》卷一二《江海船艦》,第112頁。

  35 陳倫炯撰、李長傅校注《海國聞見錄校注》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9、70頁。

  36 周達觀撰、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總敘”,中華書局,1981年,第15頁。

  37《諸蕃志校釋》卷上《阇婆國》,第55頁。

  38 朱彧著、李國強整理《萍洲可談》卷二,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33頁。

  39《文獻通考》卷九《錢幣考二》,第244頁。

  40《宋會要》職官四四,第4215頁。

  41《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第4215頁。

  42 朱彧著、李國強整理《萍洲可談》卷二,第148頁。

  43 朱彧著、李國強整理《萍洲可談》卷二,第148頁。

  44 林家勁《宋代南海航線的溽洲——兼論<萍洲可談>》,《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226-229。

  45 周去非撰、楊泉武校注《嶺外代答校注》卷二《三佛齊國》,第86頁。

  編者按:原文載于羅豐主編:《絲綢之路考古》第3輯,科學出版社,2019年。編輯時略有改動,引用請據原文。

  文稿審核:沈睿文

  排版編輯:馬強 馬曉玲 王洋洋

  出品單位: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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